侯凡春：从称谓变化看大宗市场发展的变迁（二）

　　一个称谓何以能够决定一类市场的命运？因为在中国，平台称谓会与政策进行挂钩，这样它就会决定一个市场性质甚至交易模式等等。也就是，你是现货市场那就得按照现货市场的规矩进行管理。可见，平台称谓在中国的重要性。

　　让我们回顾一下中远期市场称谓的变化。

　　从中国中远期市场建立到2006年，平台称谓一直比较稳定，其基本就是中远期市场。那一时期，国家对中远期市场的管理也比较简单，并未对交易模式等做出明确的限制。可称这段时期为中远期市场平稳发展期。

　　2007——2011年，中远期市场开始往过度金融化方向发展，于是政策也逐渐开始出现限制性的语言，只不过那时的限制仍稍显含糊，对于什么是“类期货”等并未做出更为详尽地解释。虽然，这段时期中远期市场有过热迹象，但总体还算可控。

　　2012年起，随着国务院38号文的颁布，政策性限制已经非常明确。尤其是“六不得”等的政策出台，几乎将中远期市场推向了发展的边缘。自那以后，中远期市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易模式创新。如果说之前的交易多少还带点商品属性的话，此后的交易几乎大部分都转向了类金融化。这正是这类市场走偏发展的重要原因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国家政策的本意是要想中远期市场回归现货，但实际结果却正好走向了相反。

　　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结果？

　　首先，政策制定者只知道让这类市场回归现货，但回归到什么现货他们并不清楚。现货有传统现货与现代现货之分，现代现货需要流动性保证，而传统现货无需这样的保证。

　　当然，也有可能政策是要他们回归到传统现货，如实那样，也是让他们逐渐走向死亡。

　　其次，也许政策制定者是在拿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说事。因为发达国家的远期市场产生于期货市场之前，它们的确实行的是非标准化交易。远期市场只不过是期货市场之前的过渡。比如：CBOT成立于1848年，但他们的标准化交易是在1865年才推出。所以CBOT真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起始于1865年。所以，期货市场的出现远期市场就自然被消亡。

　　显然，我们的政策出台是为监管而监管，不是为发展而监管。

　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国务院38号文之后受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那些不合规的平台，恰恰是真正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间市场。一刀切式的整顿已经使得中间市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，其更谈不上发展了。

　　时常笔者都在不断问一个问题：在中国，当没有了中间市场又怎么办？

　　当然地球还是照样转，中国商品交易还要照样发展，但这个发展一定是粗糙的，低质量的发展。

　　一个称谓的变化居然能够决定一类市场的命运，这也许只有在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才能见得到。

　　虽然，在与现货接轨方面能发挥巨大作用的中间市场今天仍是命悬一线，但此时的中间市场还是要静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总结。即便最终消亡也要给历史留下宝贵的遗产。

　　第一，将宝贵的经验留下来。包括笔者在内的相关人士目前正做的就是这项工作。

　　第二，要反思我们过往的过失。笔者认为，中间市场最大的过失就是缺乏团结精神，总想明哲保身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去游说政策制定者？沿用李小加的一句话：既然我们都是做好事，当好人的人，那又怕什么呢？

　　事实证明，明哲保身是保不了的。

　　关于个别中间市场的转型，虽然他们有效回避了国务院38号文，但如果以失去公信力为代价的话，那还是不值得。因为市场性质由平台转为中间商之后，你无法再次撑起公信力这面大旗。

　　文章至此，我们还会管叫中远期市场为现货市场吗？如果不叫现货市场，那又是什么市场呢？其实，现货市场的称谓也不符合多层次商品市场的发展。

　　在笔者结束这篇文章之时，刚好读到李小加的“走进前海交易中心”的文章。小加总裁声称，前海平台不是期货市场。那它又是什么市场呢？